杏彩体育官网app6月17日，关于宁德时代实行“896工作制”的传闻迅速登上热搜榜首。传闻称，公司号召JG7+（职级7级以上，包括工程师、经理、总监、总裁、董事长等）员工从6月12日起，

　　网络流出的截图可以看到：一团队要求自6月12日起，经理层每周一至周五晚上9点后下班，周六安排正常值班，值班时间超过8小时。该要求不是通过内部通知邮件发送，而是以群消息传达或口头通知。

　　其实，宁德时代再次提出“奋斗100天”，与其业绩脱不了干系。4月15日，公司公布今年一季度营收为797.7亿元，同比下滑10.41%。这是公司连续第二季度营收下滑。

　　直接原因是动力电池价格走低和市场占有率下降，宁德时代增速下滑，5月宁德市占率为43.87%，而在2021年，宁德时代多次单月市占率超过50%。

　　2000年代，当我们GDP每年以9%的速度增长时，陈志武先生有一本书《中国人为何勤劳却不富有？》引起了社会巨大的反响：

　　文中举了一个“申请注册公司”例子：在加拿大注册公司最快，只需2天，美国7天，意大利最长，需时121天，在中国需要111天。这个时间的长短基本能反映一国、一地区的制度环境是否有利于创业和更广义的市场交易。

　　“为了弥补这些制度成本、规避交易风险，人们不得不格外地勤奋、一天多工作几小时、少拿些收入，多把一些青春年华耗在饭局和没完没了的审批手续上。为什么我们一周七天都不分白天黑夜地工作，晚上十一、二点也还在通工作电话？这都是我们为制度成本必须付出的代价。”

　　当然，暂时咱们不讨论陈教授将“中国经济近二十几年高速增长归结为众多廉价劳动力勤奋工作”是否有失偏颇。不过，16年过去了，我们也在营商环境、制度环境有了长足的改善：世界排名从2015年的第90位跃升至2020年的第31位。↓

　　比如上海，仅在2018--2020三年内就实现了286项改革措施，出台70多项改革政策和配套文件，开发上线多个新办事系统，许多指标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。

　　中国企业平均的总资产收益率 (ROA) 为约1.78%，全球为为4.51%，而美国为7.33%。

　　在人均产值方面，中国企业的平均为约$0.799M，意味着每个企业员工平均为公司创造了约80万美元的产值。而美国则为243万美元。

　　这个事儿其实很奇怪：因为大部分学术研究由政府资助，作为纳税人，资助了这些研究，却还要付费才能阅读论文？研究成果理应免费公开才是！

　　左手向科学家收“版面费”(按论文的页数交钱，每页几百美元)，右手向读者收“阅读费”（官网付费下载一篇论文需要花30到50美元）

　　你仔细想想，期刊这个“平台”基本没有做啥体力活儿甚至没有做脑力活儿，他们就是静静地站在那儿，制定严格的标准，并且一站就是几百年，在圈内积累了一定的声望，维护好这个声望，钱就来了。

　　全球最大的学术出版公司Elsevier旗下拥有上千份期刊。根据公开的财务数据，Elsevier母公司RELX集团的年收入在10亿美元的数量级，Operating Margin也非常高，通常在30%-40%之间(做一个对比，谷歌的Operating Margin约在30%）。

　　为什么美国公司和机构不贪小便宜？他们花钱大手大脚，做事大大方方，为什么还是比中国公司和机构富裕很多？

　　我们TOP研究院团队上个月去波士顿做了一次实地调研，在参观MIT博物馆的时候，发现MIT展品主要围绕两个核心：

　　1，这件事情是我最先开始做的：他们为后人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，提供了一条可追随的新路线，并制定了一个新的行业标准。

　　2，这件事情我在领域内做得最好：探索最前沿，最具挑战性的领域，拿出最有创新性、性能最好的成果。

　　任何产生新想法和新产品的工作都属于创新。有娱乐创新者、环境创新者，甚至金融创新者。而能赚钱的创新有几个共同特点——

　　2，边际成本极低。创新产业在盈利方式上与其他行业有着根本的区别。以软件制作为例：提出一个新软件的想法、开发、测试过程是昂贵的，但一旦软件写好，它可以被复制数百万次，并且不用付出任何代价。

　　3，高经济租金。当一家公司成功地将一项创新引入市场时——这项创新可以是iPad或APP，也可以是新药物、新的爆款歌曲，——通常可以收取比生产成本高得多的价格。经济学家称之为经济租金。在高科技领域中，经济租金来自专利，它赋予创新者垄断的权力。

　　《从0到1》的作者、硅谷著名VC彼得·蒂尔（Peter Thiel）认为，真正的创新都能造成一段时间内的垄断；垄断不成、跟人打价格竞争，那说明创新力不够。

　　更别说创新还有外溢效应，会出现更多的新想法，新技能，新产品，新商业模式——这些知识溢出被认为是城市和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。

　　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·卢卡斯（Robert Lucas）在1988年发表的一篇著名文章中指出，溢出效应可能足以解释富国和穷国之间的长期差异。

　　今天，中国制造不再是低价低质的代名词了，我们能以高质量和有竞争力的价格制造所有东西，无论是消费电子产品、家用电器，还是汽车、机械设备，中国都能够生产出世界一流的产品。

　　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·克鲁格曼的经济教授理查德·鲍德温（Richard Baldwin），30年来一直在研究全球化和贸易；

　　在2018年，中国已成为美国90%以上制造业最重要的外国供应商，特别是在服装、机动车和电气设备等领域。

　　但如果想要在2035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，人均GDP达到2.5万美元以上，那么单纯靠生产制造的创新还不够；我们需要更多的、全方位地创新，在品牌、市场、声望、资本、研发等等领域都有自己的创新门槛——

　　我们需要开拓新的市场空间，需要更多地关注“谁会购买中国产品的问题”，开拓更多海外市场，提高全球的市场占有率。

　　辜朝明在《被追赶的经济体》提醒我们，在一个国家的所有经济资源中，企业家的才能可能是对经济增长最有价值的，因为如果没有企业家的才能，就很难出现扩张。

　　下一个阶段的红利一是来源于技术，二则来源于制度。我们的制度有其独特性和复杂性，有时候实践走在前面，有时候制度走在前面，但不可逆的是发展；而且改革动力越来越将从观念突破转向制度创新。